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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在教学中的对立统一

 
发布时间:2014/9/12

     【内容提要】     自1993年中央提出中小学教育要从应试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起,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矛盾也随之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体现出来,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得学生既能在中小学阶段得到充分、完整的教育,从而张扬个性,又能在严苛的竞争性考试中立于不败之地,是所有教育教学工作者都不容忽视和逃避的问题。其实素质教育和所谓的应试教育之别只是教育的方式,本身都有其明显的优点,也各有不足。本文在对二者特点加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在教学实践中对此二者加以协调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各自优势达到整合以发挥最大效用的办法。

  【关键字】      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 教学研究

(一)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争,自古有之。

  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孔子很早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主张。宋代程颐、朱熹曾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材施教由此而来。《学记》指出:学生常犯四种毛病,或贪多务得,或孤陋寡闻,或浅尝辄止,或畏难而退,其原因在于“心之莫同”,即个性差异。教师要“知其心”,“长善而救其失”。所以,至迟到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观点并在他的教学实践中加以应用起,对人才的教育问题就已经为专门从事教育的人士所重视并不断深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对于不同学生,针对个人的特点而设计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这种因材施教的观点应该就是素质教育较早的书面表述方式。

  科举制度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科举制度以其“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使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也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应试体系,从而造成了“天下读书人皆为科举读”的结果,也正是这一结果,最终造成了中国古代教育方式从素质教育转而向应试教育倾斜直至后者成为主导的局面。

  由此而论,早期中国的教育体制,多以“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为指导,无论是孔子的“因材施教”还是后来科举制度的选拔,其目的都是为国家选拔出色合格的人才担任国家的官员。人才的定义,就是当得“官家”重任的人。至于其他行业的人才选拔,则多采取学徒的方式以实践的方式来检验,但这就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故不赘述。

(二)

  从1993年,我们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就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在1999年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又提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把实施素质教育确立为跨世纪教育的战略重点。

  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也担负着为国家培养、输送各方面人才的任务。

  然而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的输送有着强烈的“对口”性质,目的决定行为,于是教育也在这样的目的指挥下形成了相应的模式,对口式的人才培养方式目的性非常明确,也就决定了最终选拔人才的方式变得非常具体而狭隘,于是在追求这样的结果的前提下,其过程也就变得更加直接而简单,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完全针对了中、高考的选拔而安排课程和课堂教学。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的变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才的流动性也随之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教育虽然仍旧担负着培养人才的任务,但是对于培养的结果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方面,对于学生的培养不再以具体的社会分工为目的,而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乐趣,在学习中掌握实现人生目标的方法和手段。这样的教育方式,称之为素质教育。

  乍看来,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确实是格格不入,互相矛盾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然而,对两者的认识,很多人存在着矫枉过正的误解。

  首先,从教育的目的来看,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使受教育者通过学习,掌握相应的知识,从而丰富支持储备,并且掌握运用这些知识的方法,就这一点上来看,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源出发点是统一的。

  其次,从教育的传授步骤来看,都是从核心的内涵性知识不断延伸到外围的外延性知识,由习得基础知识不断发展到习得高级知识,就这一点来看,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在过程上是一样的。

  目的的一致性和过程的类似性,决定了两者本出一源,所不同的是在连接目的和结果之间的方式和侧重点。应试教育以目的为导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完成目的,而素质教育则是尽可能的复杂化其内容方式,最终达到目的。虽然最直接的方式是最有效的,而后者无疑是最为丰富的。对于金字塔形的知识积累过程来讲,塔基越大,上升可能也就会越大,所以,素质教育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就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就是尽可能的拓宽受教育者的知识面,增强其知识储备。应试教育更多的是强调基础的掌握和精确,相对比较忽视对于外延知识、迁延性知识,而素质教育则是在强调基础的情况下,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更大的信息量,以此丰富受教育者的外延知识储备。

  虽然有上述不同,但是,在考试仍然作为教育选拔方式的前提下,应试教育对基础知识和可考察性知识的强调,仍然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是值得吸取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对立统一论和辩证法,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互相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于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者形式上的对立就被考试、有限的时间(中小学共12年或11年)在内容上统一到了一起,成为了一对需要辨证看待的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矛盾。

(三)

 

  从现实层面来看,仅仅素质教育本身并不能成为教育的唯一方法。这决定于受教育者——尤其是初等教育——最终需要接受统一标准的考试,以此决定未来人生的命运。用通俗的说法就是“指挥棒”效应。在这一前提下,单纯对知识储备的丰富和提高是不足以应对目前的教育体制的。也就是讲,中小学阶段的素质教育本身也是有界限的,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不可能任由知识储备对象外延的无限扩大而没有重心。

  这一问题的解决就需要引入应试教育的教育方法,对于核心、基础的知识,需要加以特别关注。然而在新的形势之下,完全采取过去的应试教育方式又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加以解决。

  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和知识的传授者,教学方法的不同最终会引起很大差异。在我国,中小学阶段学生习得知识的途径主要还是来源于教师,而在场所上课堂教育无疑是重中之重。

  为了达到素质教育的效果,又必须使学生通过标准化、统一性的考试,对于教师来说,就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挑战。

  首先,以阶段性目的而言,考试——无论规模大小,也无论重要性的强弱——都是一段时期内教育水平的衡量尺度,而且是最直接的尺度,使学生掌握考试的方法和相关知识无疑是重要的目标。

  就这一点来说,就需要教师对于所教授的本门课程从宏观上有整体的把握,在微观上又能够达到足够的细致。宏观上,需要教师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提取,先于学生完成对课程脉络的提炼,而这种精练,的直接指向就是课程的考核内容,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基础性、核心性的知识点并形成知识体系;微观上,分清该课程知识的核心知识和迁延性知识的界限,以及两者的内在联系,理清形成知识体系的知识点各自的外延。

  其次,在丰富考核点以提高知识含金量、丰富学生知识体系的目的下,在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下,从长远来看,又需要教师以点带面,将课堂内外打通,深入细致的了解该门课程的核心知识的具体应用状况,以及未来可能涉及到的更高层次的知识。换句话讲,就是将学生领进门,还要为他们指出路,更应该让他们看到前面精彩的东西是什么。

  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无论从专业人士的角度还是从只抱有兴趣的读者角度来看,无疑都是一本非常成功的著作,这本书的成功之处正是用平易的语言和直观而易懂的图片把非常复杂的关于宇宙的知识呈现在了读者眼前,不单传递了知识,更顺理成章的介绍了很多世界上未决的问题所在,有心人看了这样的书,也许就会激起学习相关知识的热情。记得小时候非常喜欢看《奥秘》这样的杂志,就是因为里面很多文章都会激起我无限的想象力和希望了解相关的知识的渴望。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带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去汲取知识,不但有利于学习的积极性之提高,更能够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不断扎实相关的基础知识,可谓一举多得。具体到实际教学中,比如数学的教学工作,完全可以在讲授课堂知识的同时,为学生介绍社会上比较常见的股票、期货等相关知识对数学的要求,或者结合时事,介绍诸如神州六号飞船轨迹的计算等等。在政治课程哲学部分的讲授中,完全可以涉及大家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中的法律逻辑以及法律的运行方式,等等。

  前面讲得都是课堂教学之前的工作,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并不是全部。毕竟最终都要体现在每节课四十五分钟的教学过程中,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把大的信息量和对于学生来讲全新的知识点充分的说明,是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虽然是技术性的问题,却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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